1961年8月22日，一份特急电报从江苏省委发出，发送的对象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与华东局。电报的题名为《关于粮食问题的请示报告》，该电报由江苏省长惠浴宇签署，抄送中共江苏省委各常委及江苏省委财贸部、江苏省政府粮食厅，并同时要求中央转报华东局书记柯庆施、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其内容节选如下：
……今年我省粮食产量根据现在的情况看来，估计可收到170亿斤左右（原粮，下同），比去年减产约为17亿斤。其中夏粮入库45.6亿斤，比去年入库数减少6亿多斤。秋粮产量估计将只有124亿斤左右，比原定包产指标减产8.9%，比去年入库数减少10-11亿斤。去年我省农村留粮（口粮、种子、饲料）136亿斤，调离农村的粮食为51亿斤，另外还挖了库存粮食2亿多斤。今年产量比去年减少了17亿斤，库存空了，而且群众体质弱了，因此在粮食安排上的困难，比去年要大得多……[1]
……农村来说，留粮以129亿斤计算，除去种子20亿斤（全省计划播种面积大约1.1亿亩，平均每亩留种18斤），饲料5亿斤（仅留耕畜、母畜的饲料），能够作为口粮安排的只有104亿斤，农村人口平均每人口粮293斤，比去年口粮水平还降低了20斤左右，这只是一笔大账，扣除损耗等因素，实际上还达不到这个数字，而且在地区之间很不平衡……苏州地区，1955年与1960年比较，农村人口平均每人卖粮从344斤增加到441.5斤，口粮从572.8斤下降到387斤……尤其值得我们严重警惕的，几年来高产地区人口发病的情况也非常严重。苏州专区（包括苏州市）1957年因浮肿病去世四万六千多人，出生十六万五千多人，1960年因病去世七万七千多人，出生降到9万人。
展开剩余86%……全省现在还有近四十万浮肿病人，有几百万患过疾病治愈不久的人，他们也要适当多吃一点，矛盾是非常尖锐的。按照农村留粮129亿斤，平均每人口粮293斤的标准，在高产地区，一般的平均每人每月只能吃到稻谷30斤左右（折合成品粮，每人每天新秤7两），超过这个水平的大队为数很少，一部分大队还达不到这个水平；在一般地区，稻区每人每月吃25斤左右（每人每天成品粮6两），杂谷区吃20斤左右……因而各地购销任务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定下来。处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不能不希望中央减免我省上调2.5亿斤（贸易粮）的任务。我们已经考虑了很久，由于全国粮食情况都很紧，感到难以启口，前些时期，我们主要还是把希望寄托在今年秋季能够获得较好的收成，尽可能不向中央提出要求。现在全年粮食产量已经见底，比去年减产十几亿斤的局面基本已定，我们在粮食安排上实在有很大的困难，只有将实际困难向中央反映，请求中央予以可能的照顾，免除上交任务……
以上报告，当否，请予指示。
中共江苏省委员会
1961年8月22日
这是一份异常宝贵的史料，作为江苏省官方向中央的报告，不仅包含了一些至关重要的数字，更为难得的是在当时的环境下江苏省能够自曝其短，冒着巨大的风险请求中央减少江苏省当年的调粮任务，与某些地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其实在这封急电之前，江苏省就在1960年12月20日向中央报告了江北部分地区的浮肿病情形：
去冬今春以来，全省有宝应、兴化、高邮、江都、建湖、江浦、泗洪、海安、宜兴、溧水等十几个县发生了严重的或比较严重的疾病。目前全省患浮肿、消瘦、青紫、子宫下垂等疾病的还有相当大的一个数字，人民群众的体质普遍地下降。不仅农村如此，目前城市的部分工矿、企业、机关、学校，发病人数也有上升，浮肿病已开始出现。[2]
这封急电的背景是当时江苏因灾害造成了粮食的大幅度减少，相比1957年时212亿斤的产量，1961年的产量已经下降到了170亿斤这个危险的地步，而根据时任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的回忆，1961全省入库粮食更是只有165亿斤。[3]
在这样的情形下江苏省自然出现了浮肿病的流行，而患者数量也不止电报上的40万，在1962年下半年江苏省卫生厅的文件《今年上半年主要疾病防治工作情况和下半年的防治工作意见》中，有1961年全年和1962年1至7月全省浮肿病发病的可靠数字，节选如下：
在去年秋季（指1961年秋季），我省大量发生浮肿病。农村除个别生产队以外，都有浮肿病人。病情严重的大队，病人占总人口的3.5%，有劳动力的病人占总劳力的43.6%。城市居民及各行各业都有发病……病人最多时（春节前）全省高达95万人，占总人口的2.33%，损耗最多的月份高达五千多人。以扬州、南通专区最为严重……据今年1-7月统计，全省累计查出病人253万人（大部分为去年遗留病人），累计治疗216万人，治愈率为86%……七月底，尚有病人33万人。现在69个市县中，有25个市县病人在千人以下，有33个市县不到一万人，其余11个市县除海安、南通（县）、如皋各为二万多人外，均在二万人以内。
而当时江苏爆发的疾病也不止浮肿病一种，江苏省委防治血吸虫病七人小组办公室在《关于对浮肿病、妇女子宫脱垂和闭经等病在治疗期间营养补助的意见》中表面全省有子宫脱垂症病人35万人，妇女闭经症病人80万到100万人。
江苏省卫生厅党组1960年12月28日的文件中，有青紫症患病人数的记录：
……由于吃了大量用污水浇灌的不新鲜的青菜，则常有青紫症发生，且于春秋季发病较多。今年全省累计病人有74136人。病人中以儿童较多，有达37.5%的，治愈率在90%，必须引起重视。
从这几份报告可见，江苏省政府并没有在当时隐瞒情形，而是选择了注定报告，并在力所能及的的范围内进行修正政策，之后也在全国范围内率先调整政策，几位领导虽然身不由己，但也尽力斡旋。
例如江渭清在1959年1月15日的全省地市委第一书记会上就告诫道：
“从现在起，兢兢业业，仔仔细细。不然，某些地方虽然去年是个大丰收，但仍然会发生春荒的危险。因此，必须严重警惕。在1958年那样浓厚的政治空气下面，如果还发生闹春荒，对我们国家和人民是不利的。我们就将由经济上犯错误，发展到政治上犯错误，从历史上看，中国农民暴动，就是闹饥荒。”[4]
省长惠浴宇也曾经当场痛斥干部浮夸，根据他晚年回忆：
“那一年夏天，省委已经对问题有所觉察，派我下乡巡视。出了省城，一路看过去，庄稼长势很差，歉收已成定局。驱车赶到那个地区的地委，大院子里还在开‘打万斤粮、过万斤门’的动员大会，我实在气不过，闯上主席台大骂起来：‘过你娘的万斤门！都8月份了，地里的山芋还没有小孩的麻雀大，秋后统统喝西北风去！’”
但遗憾的是，相比较为负责的省委领导，江苏的基层官员们在此期间却是丑态百出。
宝应县天平公社作为病情严重地区，其公社党委书记沈庭栋就是一个标准的独裁者。1961年6月10日，中共江苏省委工作组对他评价道：“沈庭栋为了维护个人封建的罪恶统治，一贯利用职权，包庇纵容坏人，打击陷害好人，安插私人，培植亲信，造成组织队伍严重不纯。处理和决定重大问题，都是个人专断独裁，破坏了民主集中制，破坏了党的团结，使党的组织处于瘫痪状态”。
工作组报告中还提到沈庭栋专断独裁的事实：“几年来受打击报复的好同志举不胜举，较突出的有5人，如联合大队支部书记秦兆宜同志。59年联合大队由于灾减产秋季实收总产27.1万斤，除去种子每人口粮只有百十斤。到九月底已经开始脱粮，根本谈不上征购，而沈庭栋分配给这个大队的征购任务10万斤，后来虽然完成了3万多斤，但是社员把口粮和种子提光了，最多的脱粮小队有110多天，一般都在60天以上。秦曾三次向沈反映实际情况，要求上面供应粮食，并在11月份汇报全队已损耗81人，外流91人。沈庭栋始终不引起重视，反而说秦‘搜集名单，向党进攻，有意反党反人民，反对三面红旗’。并在1960年年元月份在宝应四级干部大会上把秦列入重点对象，组织斗争，讨论5天，最后宣布撤职开除党籍”。[5]
再如溧水县的第一书记刘振国、第二书记张孝南等人，同志不是正视现实，自去年11月下旬粮食入库以后，不少公社已经无粮可发。东屏等3个公社的书记到县委哭诉，他们置之不理，相反在12月中旬召开的全县党代表大会上还推广了张孝南在城郊公社反瞒产私分的经验，大搞反瞒产私分运动。提出了“先吃自己粮，再吃集体粮，后吃国家粮”的口号。据县委当时统计有80个大队（实际不止此数）在12月起停发口粮，大批社队停伙断炊。有些群众逼得无法，只好吃树皮、青麦苗、芋蕨根等。生产停顿，病情蔓延。这个时候，县委还认为不发口粮是“群众自愿”的，病情“比去年轻”，不以为意。当东屏公社主任把弃婴送到县委时，还被指责说这是抗拒行为。到3月初县委还向地委写假报告，说浮肿病是“群众不讲卫生”，外流是“喜工厌农”，弃婴是“重男轻女”等等。.
还有宝应县委第一书记徐向东，当时造由于普遍征购过头。平均每人全年只留口粮200斤（麦子已吃掉一百斤），有的不到200斤。不少大队在10月中旬食堂就停伙，而徐向东却把群众反映断炊，要求供应粮食看成是“资本主义进攻”，把人口大量外流、大量弃婴统称之为“老习惯”。一面通过干部整风会议斗了60多个干部。如财政局长为家庭代买了一些皮糠充饥，即被冠以“否定大跃进”的罪名。另一方面又连续搞了两个多月的反瞒产私分，试图“打退资本主义的进攻”，有的社队就发展为家家户户查粮。同时从今年一月到四月共逮捕了抢熟食吃、偷菜、偷粮等人犯590人。由于干部不敢上报。在一月上旬当地委主动拨给2600万斤粮食安排生活时，只下放了500万斤（实际到群众手里只有100多万斤）。
县、社一把手如此，下面的公社、大队自然有样学样，根据1960年9月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农村“三反”运动的指示》所示，在对全省21个试点社13204名小队长以上干部的调查显示，其中好干部占51.1%，有一般缺点但基本上好的占39.6%，但是有9.6%的干部犯有严重错误。
对这批干部指示评价道：“他们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有的任意挥霍国家和集体的资财，动用生产资金从事许多不必要的非生产性建设，摆阔气，讲排场，甚至拆毁民房盖大礼堂、盖办公室。有的利用职权，把亲友安插在吃粮多、劳动轻、待遇好的位置上，自己吃双份粮、三份粮，要公社派工给他们养猪、养鸡、种自留地。有的乱搞协作，经营地下工厂、地下商业，雇工剥削，售卖土地。有的漠视群众疾苦，甚至扣粮停伙，打骂群众，其中有部分人还犯有贪污行为，把公共财物、资金、粮票窃为己有。总之剥削阶级的思想在他们身上已经严重地存在着。更有甚者，是在上述三反试点中还有占干部总数的0.62%的坏分子，他们有的是混进干部队伍的敌对阶级分子，有的是已经蜕化变质的新恶霸、新生反革命分子。他们私设公堂，吊打群众，陷害好人，迫死人命，巧立名目，敲诈勒索，搜查劫掠，扣粮扣款，奸污妇女，无恶不作，在这些坏分子当权的少数政治落后社队，实际上已经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资产阶级、封建恶霸、国民党专政的复辟。”[6]
此外根据江苏省委农工部部长孙加诺在全省“三反”试点会上的总结报告披露，根据对南京市的5个公社3098名小队以上干部的调查，好的干部只占41.7%，有缺点和错误但不严重的占44.4%，犯有严重或比较严重错误的占12%，坏分子占1.9%。
而根据对全省的8个公社4644名小队以上干部的调查，有贪污行为的1205名，占29.5%。另对5个公社的统计，有贪污行为者802名，其中贪污200元以下的709名，200-500元的80名，500-1000元的9名，1000元以上的4名。
根据对全省的4个公社2528名小队以上干部的调查，826人犯有强迫命令错误，占32.67%。新集公社837名小队以上干部中，严重违法乱纪者74人，打死的社员即达42人。新集公社15个党委委员中，11个人强迫命令。党委书记就是个违法乱纪分子，委员赵克英打过28个社员，垛田公社33个社干部，15个强迫命令，2个违法乱纪。全社有12条人命与社干部的作风有关。
此外根据中共江苏省委办公厅和中共兴化县委联合调查组的一份典型调查，兴化县夏家大队12个大队干部中，有7个有严重贪污行为。管理员周祥开一人即贪污现金700多元、大米2000多斤，有5个搞腐化（指不正当男女关系），大队长一个人搞了5个腐化对象，全部都不大参加劳动，干部家属也有7个不参加劳动。大队集体饲养的400多只鸭子，被大队干部吃掉了300多只，一年时间吃了夜餐米500多斤。
1960年12月，中共扬州市委曾经排查了该市的一个腐败典型：“杨寿公社党委副书记，上中农成分，贪污腐化，品质恶劣，共贪污1200余元，诱奸6人，敌我不分，重用坏分子，包庇管制分子，抬高自己，打击好人，生活腐朽堕落，用5个社员侍候使唤，并有2个妇女白天侍奉，夜间腐化，已经蜕化变质，是四类蜕化变质分子的标兵。”[7]
【参考资料】
1. 中共江苏省委关于粮食问题的请示报告（苏发[61]第195号）/ 江苏省档案馆藏（3011-1-240）
2. 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召开三届十三次扩大会议情况的报告 / 江苏省档案馆藏（3011-02-7）
3.《江渭清回忆录：七十年征程》
4.《江渭清在地市县委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5. 关于宝应县天平公社的情况报告（1961年6月10日）/ 江苏省档案馆藏（3040-001-0074）
6.《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农村“三反”运动的指示》
7.《扬州市农村人民公社领导骨干排队工作的情况》
来源：常识读本，景来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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